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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器物 识文明 情系华夏

杨鲁安

    我的祖籍河北沧州,1928年5月15日出生住大津回族世家,今已年逾古稀,而大半生成长和工作在内蒙古自治区。北疆人文和风物哺育了我,此情终生难忘。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自古及今有多民族聚居,繁衍了中华文明,光耀万代。人类的智慧和良知,使我方能体察古今器物之真、工艺之善、文字之美。六十多年几经聚散,得以保存下来历代陶器、瓷器、青铜器、钱币、碑帖、玺印、书画等大量文物,渴望要为这些硬件和软片找到一个理想的归宿。由衷感激两年多来,在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两级党政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选用大清康熙皇帝六格格出嫁后所居的和硕恪靖公主府旧址,筹建杨鲁安藏珍馆。自2000年7月以来,我陆续向呼市政府捐献了各类文物8000多件、图书2000多册,入藏于公主府装饰精美的殿堂上,定住2002年8月1日开馆。这里展示出内蒙古地区自远古以迄于当代各族人民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璀璨瑰宝,观众看后就会更加热爱内蒙古、热爱华夏民族文化。从此,我家的“大龄女儿”终于嫁到一个好婆家,我既眷恋又欣慰,回肠百转,总算了却夙愿。

    自幼受家庭的熏染和恩师的教导,培养了我一生对“有文字的器物”的浓厚兴趣。闪爱好书法,我在读初中时就着手收集碑帖和钱币,后来逐渐扩大范围,六十年间对古代瓦当、铜镜、玺印、写经、碑帖、古墨,以及明清名人字画广泛进行搜集、收藏和研究,矢志“古为今用”,搞出一些学术成果来。对于文物的收集和研究,影响我最深的是王襄和方药雨二位大师的身教和垂训。而搞钱币入门的启蒙老师,则是天津市三中化学教师后任校长的王宗鲁先生。

    如果没有那场毁灭文化的浩劫,今日藏珍馆的藏品会更精美、更丰富,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在1966年9月上旬,那黑云遮天的日子里,一帮戴红袖标的小将借口“破四旧”,而把我家祖传宋代汝、哥、定、钧、耀几大名窑和清代康雍乾三朝官窑约计二百余件瓷器砸得粉碎。又把十八箱装有大批软片,包括明代祝枝山、仇英、董其昌、张瑞图、傅山等诸家书画册页,清代“四王”、吴恽画幅,扬州八怪的金冬心漆书手卷、郑板桥竹枝画屏,以及阮元、刘墉、余集、郑谷口、邓石如、翟云升、杨沂孙、吴大、赵之谦、吴昌硕、张子祥、任伯年等几十位名家书画精品三百多件。还有甲骨金文拓片二千多张,汉碑、魏唐墓志拓片五百多种,《泰山经石峪》大字拓片六百多张,《好大王碑》旧拓两套,统统付之一炬。更为令人惋惜的是他们搜出明代程君房、方于鲁、程公瑜、程凤池、吴天章诸家造墨十二锭,清代乾隆题诗御制墨三十二大锭。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四家造墨精品四百余锭,还有大外祖父孙华潭遗留下来生坑的空首布五十余品,齐刀、燕刀五百柄,一起席卷而去,不知所归……文物遭毁,不能再造。我既痛惜往日之所失,更珍重今日之所存。这册藏品选集不过是全部馆藏文物百分之七、八。由此可知,我一生收藏品由博到精的曲折经历。

    搞收藏既要有不计得失的宽广胸怀,更要有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究竟志在何方?正确的抉择就是要把“为保存祖国文化遗产做出奉献”当作终身宏愿,而坚决不能抓住文物就不择手段地去牟厚利、发横财,钻进钱眼里去。几十年来,我搞收藏也有所侧重,主要是碑帖、钱币、玺印和古墨,这四大门不仅成为系列,而且颇多珍品。在这册选集中,也以前三门为重点,各选若干精品,古墨只是“残羹剩粥”而已。现存碑帖不到旧藏的五分之一,而册中选刊的明前拓“高”字本《汉孔宙碑》、《初拓魏刁遵墓志》、《明拓颍上本兰亭序黄庭经合册》和《宋拓乐毅论》,以及墨迹中敦煌所出的东晋人写《大通方广经卷中》长卷,北魏人写《佛说佛名经卷第四》残卷,初唐人写《妙法莲花经》残卷等,都是最佳善本。另外,《初拓嘎仙洞鲜卑石室祝文刻辞》和《精拓建宁三年残碑》两件,则是内蒙古自治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其拓本未公布于众。

    册中所选钱币只是馆藏的三十分之一,重点集中在战国、两汉和辽、西夏、金、元四朝的珍稀品。其中新莽六泉十布并陶(铜)范,较方若《得莽货记》(清光绪三十三年印本)所记之物更为完善,后来居上。辽代“统和元宝中京伯文”钱牌,相当于宋太宗雍熙年间,大大早于南宋临安钱牌之制。辽代早期“千秋万岁”宫庭大钱及“大康元宝”折三钱都是前所未见之物。西夏文“贞观宝钱”,金代“大定通宝”(背申西),元代“中统元宝(篆书)”和“至正之宝”权钞钱等,均属珍品。

    玺印中的亚形“吴”字玺,其钮制和文字均早于春秋战国,经与曹锦炎先生商讨,暂定为西周之物。西汉“姚禹”白玉印,“王遂”蓝料印,以及汉“官律所平”斗检封、汉“金城塞尉”官印、晋“晋率善叟仟长”银印等,也属精品。

    古墨中当以乾隆题诗御制墨和“百福并臻”朱墨,詹方寰“千古寸心”墨,詹公五“锡汝保极”墨,承祗膺氏“桃源春晓”古琴式墨,乾隆御赐刘墉用墨,道光二年方节庵制安化陶氏校书墨,赵之谦与胡澍校经墨数品,最为名贵。此外,甲骨拓本中那张“旬壬申夕月有食”,原为王襄在光绪二十五年所购骨片,这是我国商代武丁时期仅存四片有月食文字记载的原骨之一,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十分珍贵。瓦当中“惟汉三年大并天下”原瓦国内只有两件,一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一为本册所收。“大和十六年造作成”一瓦,出土于内蒙古西部准格尔旗古城遗址,是国内仅有的北魏年号瓦当。铜器中春秋蟠螭纹六蛇圈足铜簋,造型精美,纹饰奇特。战国匈奴人形马首带钩,从中可以得见当年昭君出塞后相处匈奴人的真容。还有商代多圈凸弦纹镜、战国漆绘凤纹镜、镂空螭纹镜和三、四、五、六山镜等,都是我国早期铜镜珍品。兵器中西汉带铭文“河内工官”铜弩机和“右百口”铜镞也属罕见物。当代书法作品中吴玉如的小楷和王襄的金文,都是从未公诸于世之精妙墨宝。

    清代康熙年问学者刘智所撰《天方典礼·原教篇》中指出“学业精粗,存乎其人”。“用行舍藏,遵乎其义。”“义者宜也,达者当其可,味者失其机,为进为退,准乎其义。”这些箴言,导引我一生奉献北疆,耽于收藏和研究,至老弥笃。最后,还要深深感谢文物出版社苏士澍、崔陟、刘小放、郑华、李穆诸君鼎力支持,数月来付出大量心力编成此书。惟期我们共同心系中华文明,实现古为今用,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携手奋进!

 

 

                                                       2002年5月5日于双夏泉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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