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认识杨鲁安先生是十多年前在一次会议上。那时我只知道他是一位饮誉海内外的书画家，一位备受同行推崇的篆刻家。他擅长书法，诸体皆能，尤精甲骨和金文，其作品包容峭拔，风格爽健。他所治印，古拙淳厚，苍劲郁勃不失清新。前不久在郑州召开的全国文史馆工作交流会上。我有幸再次见到了杨先生。中国书协副主席，西安交大教授钟明善馆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1999年，杨鲁安将自己多年收藏的200多件文物捐献给了杭州西泠印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此事引起了我们极大兴趣。杨老为何要将自己的收藏捐献出来？都捐了哪些珍贵文物？满怀兴趣，我在会议空暇采访了这位和蔼谦逊、具有君子之风的学者。
慷慨捐献
杨鲁安在收藏界久负盛名，是一位晓文字、精书法、富收藏、擅鉴赏、学识渊博的文史专家。
汉 铜印“治粟都尉”
汉 银印“昌邑侯印”
1999年10月，西泠印社成立中国印学博物馆，向全国征集文物。当时身为西泠印社理事、北疆印社社长的杨鲁安闻讯后，从自己几十年悉心收藏的藏品中，精挑细选了216件，连同自己创作的8幅书画篆刻精品一起捐献给了西泠印社。他捐献的这批文物，许多都是国内十分罕见的珍品。如已收入《甲骨文合集》的甲骨17片，其中一件甲骨上"十三月"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阮元、翁方纲题跋的《散氏盘》初拓本；有陈簠斋鉴赏的《毛公鼎》精拓本，还有5册《金文萃英》以及156方历代古印。其中铜印“治粟都尉”、银印“昌邑侯印”、“亲赵侯印”、战国玺印“武阴右丞”，陶印“思言敬事”等均属珍品。另外还有四五十幅“铁云藏瓦”、“陈簠斋藏陶”，以及铜镜、钱币、印谱等。是年10月28日，中国印学博物馆在杭州举办了“杨鲁安先生捐赠文物专题展”暨文物捐赠仪式。杭州市领导、中外学者专家及中央美院留学生等2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杭州市副市长陈重华向杨鲁安颁发了捐赠证书，当地的媒体都作了报道。杨鲁安曾深情地作诗抒感：“阮鉴翁题散氏盘，武丁甲骨契遗编，老梅远嫁西湖畔，不枉人间物我缘。”杨老像对待出嫁的女儿一样对自己心爱的文物，充满了眷恋，令他欣慰的是：心爱的文物终于有了归宿。
杨鲁安捐献文物的义举非止这一次。1993年3月，他曾向内蒙古呼和浩特博物馆捐赠过一批文物，主要有：马家窑时期仰韶彩陶罐2个，战国青铜带钩3件，汉唐铜镜10件，汉代陶器5件，辽三彩之件，辽、金、元瓷器14件，北魏瓦当若干，共计55件。据说在当时几个彩陶罐的价值可以在美国买一栋房子，而杨老一次就捐献了两个。2000年杨老再次决定，把自己几十年来苦心搜求的藏品以及个人字画和珍贵图书共计3000多件全部捐献给呼和浩特市文物部门，文物交接工作己于当年7月份开始。到目前为止，文物已装了360多箱，古今字画430多幅，碑帖已交200多幅，还有几百幅正在整理之中；个人书画作品510多幅，还有大量古籍善本图书。此番义举引起呼和浩特市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现己拨出专款，在青城人民公园划出3000平方米场所筹建“杨鲁安藏珍馆”，藏珍馆将分为综合馆、碑帖馆、钱币馆、印章馆、古今书画馆，展出杨老捐赠的所有文物。
甲骨片
《散氏盘初拓本》
对于自己的藏品，杨鲁安是十分珍爱，也深知其不菲的价值，然而他没有把这些财富传给后人或变卖，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捐给了国家。面对我不解的询问，杨老坦然地道出了捐献文物的缘由。他说：内蒙古历史悠久，地上地下文物十分丰富，而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的东西多局限在民族性、地域性方面，这对宣传传统文化、普及文物知识是不够的。他所收藏的许多文物，如碑帖、字画、钱币等方面已成系列，能弥补内蒙古博物馆收藏之不足。捐献出来展示给大家，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物的文化价值。特别是扩大少数民族地区出土文物的影响有积极的作用。可帮助学生学习历史、了解祖国古代文明，对增加知识和学养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杨老说捐献对个人也有好处。过去收藏的文物古玩都堆放在家中，锁在柜里，自己看起来也不方便。捐献后可以将藏品分门别类展示出来，这对自己继续从事研究，传授心得、教育学生都很方便。
至于家人是否赞同，杨鲁安说，自古以来，特别是清末以来，大凡大收藏家，家藏没有传至第三代的。原因是爱好各不相同，自己爱好的，子孙不一定爱好。他说自己只有一个孩子，孩子不想依靠父亲，不愿吃老子家底。而学生中也没有人能够深入、全面地研究和整理这些东西，因此家藏传不下去。加之藏品的许多种类已成系列，当年收集起来很不容易，一旦散失就很难再聚，不如找一个合适的归宿，所以，家人对他的义举非常理解和赞同。有人曾劝杨老捐献时，把不重要的捐了，留下一些好的，怎么也是自己几十年的心血。杨老却不以为然。他说：“如果把劣的捐了，好的留下，还不如不捐。这不是做生意讨价还价，而是关系到今后几十年的大事。我们回族人讲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它们找一个完整的归宿”。
杨老还表示：等藏珍馆建成后，还要继续买，继续捐。我们大家都要努力，尽量把流失的文物保存下来，流传下去，还要把流出国门的东西拿回来，这不仅是为了回族，也是为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藏宝于民，不忘爱”。老杨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还把这句话书赠《收藏》杂志，寄语广大读者。透过这质朴的话语，我们看到了一个拳拳爱国之心的老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
钟爱收藏
杨兽安学的是经济，干的是金融，爱的是收藏。他的爱好使他在收藏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与他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教育和家庭熏陶分不开。
《散氏盘出拓本》阮元、翁方纲题跋
毛公鼎铭文
杨鲁安祖籍河北沧州，1928年5月出生在天津一个回族世家。他的祖父喜好古董，尤好瓷器，家里收藏了不少古玩。他的大外祖父叫孙华潭，是天津有名的古玩商、收藏家，曾开过一个叫“大吉山庄”的古玩店，经营青铜器、古钱币、瓷器等，并与天津著名学者、收藏家罗振玉、方药雨，方地山、袁寒云等人过从甚密。后来，他父亲也开了个古玩店，请大外祖“掌眼”，一直经营到解放前夕才关闭。杨鲁安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使他从小就培养起兴趣，爱上了收藏。
杨鲁安爱好收藏，还得益于几位恩师对他的启蒙教育。在他读中学、大学时，除了学校的正规学习外，还跟随津门几位国学大师学习古文字、古书画等。其中传授最多、对他影响最深的要数王襄先生。王襄，字纶阁，号簠室，天津人。清光绪二年（1876）生。1906年考入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毕业后奖举人，授知县，分发河南录用。由于目击官场龌龊，遂绝意仕途，后搞盐务，转迁闽、川，浙等地20多年，64岁退辞乡里。解放后，他被聘为天津文史馆第一任馆长、天津市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委员会委员，1965年初去世，享年90岁。王襄从20岁起就从事考古研究，是我国甲骨学的先驱，是最早发现、鉴识、收藏和研究甲骨文的学者。极受甲骨学界的罗振玉、王国维推崇。王襄早年生活穷困，以卖字为生，但藏品颇丰，仅收藏的甲骨就有5000多片。抗战胜利后，董作宾曾从美国来信，让他将收藏转入美国，但王先生却说：中国的东西不能出国。解放后，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珍藏的5000片甲骨全部捐献给了天津历史博物馆。王襄的古文字造诣很深，书法成就也很大。他一生对甲骨的发现、研究以及对金石学深入探索的治学精神，对杨鲁安影响很大。尤其是他将自己收藏的5000片甲骨捐献给国家，使杨鲁安深受感动。杨鲁安最终将家藏捐献出来，不能说没有恩师对他的影响。从1943年开始，杨鲁安即随王襄学习古文字和书法。精读《说文解字》，从小篆上溯到金文、甲骨，前后大约有五六年时间，这为杨鲁安奠定了扎实的古文字功底。王襄曾对杨鲁安说：“你要把有文字的东西都收回来，认真研究”。当时杨对“有文字的东西”的理解仅限于碑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认识到有文字的东西非常广泛，上到甲骨、青铜器铭文，下到碑刻拓片、字画、钱币、瓦当，铜镜等许多器物都“有文字”的范围。从此他便在读中学时，开始了早期的收藏。
另一位对杨鲁安产生很大影响的就是方药雨先生。方药雨（1869－1954年），浙江定海人，寄居天津，原名方城，改名若，字药雨。方先生早年是康梁政变的参与者，后逃到日本，与罗振玉在日本影响很大。方先生一生收藏巨丰。他既是丹青高手，又是碑帖、钱币大家。自号“古货富翁”，时有“南张（叔驯）北方（药雨）”之誉，着有《校碑随笔》、《言钱别录》、《古货杂咏》等。其中《校碑随笔》自清末问世以来，一直是搜求碑刻的人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工具书。在当时情况下，方先生的见闻不可谓不广，搜集不可谓不勤，辨别不可谓不细，着录不可谓不备。因此大半个世纪以来，这部书一直没有能取代它的。1948年前后，杨鲁安结识了方药雨。并师从方老师学习古文物的鉴定。那时，每到星期日下午，杨鲁安到天津劝业场一个叫宝华斋的古玩店里听方先生传授文物鉴定知识。方先生针对实物，边看边讲，哪一件文物是什么年代的，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特别是有关碑帖方面的知识，方先生讲得特别清楚。值得一提的是曾与杨鲁安一起跟随方先生学习的另外两位学生：李鹤年和张谦。他们的爱好都涉及古文字学和考据学。在方老的培养下，李鹤年成为通文字、精篆隶的著名书法家，而当年曾是律师的张谦，后来成为专门研究郑孝胥书法的专家，他收集的郑孝胥的手迹和资料达1000份之多，成为名副其实的“千郑斋”主。杨鲁安经过方先生的指点，文物鉴定水平大进。
刘邦纪年瓦当（“惟汉三年，大并天下”）
“铁云藏瓦"九字"延寿万岁、常乐天久长”
瓦当（刘鹗旧藏）
此外，杨鲁安还师从书法大师吴玉如先生学习过书法理论。吴先生仅《书谱》就讲授三个月之久，杨老不仅能背诵《书谱》，还记了厚厚的学习笔记。精于篆刻的津门巨擘、王襄先生的胞弟王雪民，甲骨学专家陈邦怀，书法学家孟广慧等前辈也对杨鲁安产生过影响。正是由于这些老前辈的关心、教育和培养，加深了杨鲁安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为他以后爱好、收藏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他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收藏，而且收藏范围逐步扩大，从甲骨金文到青铜器，从碑石拓片到铜镜瓦当，从古代字画到唐人写经，可以说无所不包。
执着追求
1951年，杨鲁安大学毕业，为支援西北建设来到了绥远（即今内蒙古）。绥远当时叫归绥，由明代的归化城（旧城）和清代的绥远城（新城）组成。归化城从清朝末年起就出土战国、两汉的官、私印和元押。罗振玉当年收藏的大部分印章就出自此地。杨鲁安来到绥远后，经常利用星期日到归化城的古玩市场访求古印，当时一方官印不超过一元钱，普通汉印最好的也只要二三角钱，所以他去了就买，一年去几十趟，一趟买一两个，从1951年到1958年，他收集的战国、秦汉官私印就达数百方，元押更多。除了印章外，还收到300多面铜镜，200多个瓦当。瓦当有山东齐国瓦当、河北燕赵瓦当、山西和陕西文字瓦当等。其中"惟汉三年，大并天下"瓦当，是刘邦即将统一天下时的纪年瓦当，国内极为罕见。
后来，杨鲁安受王襄影响又收唐人写经、六朝墓志。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到如今共收了100多卷，有的还带有年号，是敦煌流散出来的那批经书。到20世纪60年代，杨鲁安又在北京收到不少碑帖、墓志。如北魏的《张猛龙碑》、《郑文公碑》、于右任的《鸳鸯七志斋》藏墓志拓本等。这一阶段，他收藏的碑帖拓片有500种之多。
每个人在收藏中都会遇到几个令人分外高兴的事情，也会有为失去几件心爱之物留下的遗憾。杨老在几十年的收藏经历中，有几件收藏至今令他记忆犹新。
记得一天放学，路过天津北马路，“荣记书铺”的老板荣耀华拿出一本墓志拓本让杨鲁安看。他一见是北魏《刁遵墓志》，便花了2元买下，回去请方药雨过目。方先生一见大吃一惊：这是雍正年间出土的初拓本，碑阴碑阳俱在。而罗振玉当年花400块大洋得到的初拓本只有碑阳，没有碑阴。于是方先生欣然命笔，在碑帖上题字。这本珍拓已被文物出版社借去准备出版。
《刁遵墓志初拓本》方药雨跋文
《刁遵墓志初拓本》
还有一次，杨鲁安放学路过一家书铺，看到唐人写经。那时没人要这类东西，故当作废纸卖。杨老一看纸墨不一般，属白麻纸、松烟墨，便花2元钱买下。后经方先生认定是早于北魏、唐代的东晋写经，极为少见。前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已拍了照片，准备影印出版。
除了巧得之外，杨鲁安也有为获得一件心爱之物而拼命的时候。解放前夕，他在一个叫“文运堂”的古书店看骨董, 老板王朋九拿出汉《史晨碑》拓本，是“秋”字不损本。当时正值围城，生活都有困难，可他硬是缠着祖母，要了80块银元将拓本买下，“文革”期间此拓本曾遭劫难，后又归还杨老手中。为纪念宝物失而复得，他给自己的书房起名"还秋堂"，以示纪念。
当然，在杨老的收藏经历中，也有遇到好东西而丧失机遇，留下无限遗憾的事情。如1948年的一天，他在天津一个书铺中见到一本绛帖，特点是帘纹纸，墨彩油黑看上去很不错，内容是绛帖的卷七卷八，所珍贵的是拓本后边有赵子昂的收藏印“水晶道人”。杨鲁安发现了宝贝，喜形于色，意欲购置，但老板说此物是张之万的后人拿来卖的，还未定价，不便拿走。此事杨在不经意间走漏了风声，被卖主得知，待他一个星期后再去时，卖主已拿回去了，后来不知高价卖到了何处。此宝物失之交臂，令杨老十分惋惜。不过，老板偷偷从原物上面撕下的两篇转给了他，总算得到一点安慰，他曾让王懿荣次子王汉章看过此物，言极为珍贵，属于国宝级。杨老一直当宝贝珍藏着，希望能有一天使其与原物合璧。
1950年前后，杨老在天津大盐商王幼章的后人处见到104方赵之谦刻制的印章，属于家传，意欲转让。杨鲁安十分喜欢这批印章，但前后两次都因要价太高而没有买下。后来这批印章被钱君陶购得，40多年后钱先生全部作了捐献。这件事情给杨老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收藏的东西应该怎么来，应该怎样走？从那时起，在杨老的心里就掀起了寻找藏品归宿的波澜。
在60多年的收藏经历中，杨鲁安收集到成百上千件文物，每一件东西部能讲出一段生动的故事，都蕴含着他的酸甜苦辣。杨老说：搞收藏首先要心正，要看爱好是出于什么目的，是出于对祖国文化的爱好，想把东西保存下来呢？还是出于想倒腾发财？如果是后者，势必会使国宝流失国外，成为民族的罪人。其次，搞收藏还得具备"三有"，即有眼、有钱、有缘。“有眼”的背后是头脑和知识，这是搞收藏关键的一点。“有钱”是收藏的基础，否则见到好东西也没用。“有缘”则是收藏机遇，主观上想收，客观上还须具备条件，否则撒下大网也难有收获。再有，搞收藏不要一开始就把面铺得过宽，应先从一点、一项入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识面的扩大，碰上好东西不要放过。收藏文物是一个由低到高、由浅到深、由搏到精，由精到专的过程，不可能一上手就很精、很专、有很大成果。需要日积月累，逐步提高。还应引起注意的是，搞收藏要“三戒”。一戒“急”，不要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急于去买，一定要看准了再买。二戒“贪”，搞收藏欲望过大，买东西贪多，贪得无厌往往会上当，甚至会误入奸商设下的圈套。三“狂”，东西收得多了，往往会狂起来，自以为是，岂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个人毕生精力有限，到头来只是“一得之见”，满招损，狂引祸，必然吃亏。
一、收古字画要“精而勿滥”
对于收藏古代字画，杨鲁安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字画收藏要“精而勿滥”，应以明、清和近现代人的作品为主。原因是国内外现存的宋、元以前的字画传世已经很少，而明、清两代和近现代人的作品相对较多，容易收到。但这一时期字画的作伪现象严重，尤其是伪造大名家的作品，市场行情越好，伪作就越多。作伪的手段也越来越高超，这就增加了古字画鉴定的难度。因此，更需要鉴定工作者掌握方方而面的知识。
鉴定古字画要“综合治理”。首先要从纸、墨、印上辨别。如明代中期文征明、唐寅爱在粗绢上写字。明代晚期喜用板绫，下铎、张瑞图都是如此。清代人对写字作画的用纸非常讲究，干嘉年间的书画家大都用蜡笺纸或描金纸，熟宣纸较多。晚清时期的书画家则多用生宣纸，一些高级官吏则多用绢。曾国藩常在描金团龙纹的或彩绘的高级绢上写字。这些材料在民间是没有的，也很难仿制出来。在用墨上，清代人也很讲究，许多名家大都用的是“再和墨”，就是把明代传下来的墨打碎后，和上胶重新入模，阿制成的墨，乾隆御制的“再和墨”就是这样造的。当年永琨和刘墉用墨就很讲究。明清两代的书画家所钤印章，每一家郜有特点，有些常用的名章和闲章，在书画家早、中、晚年各个时期都有区别。对此要牢记住心，以便任鉴定时“对号入座”，辨别真伪。
其次，要“专户立档”。有人主张必须记住5000位书画家的姓名，才能搞古字画鉴定。但只记住姓名有什么用?不掌握书画家各自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哪能去辨别、去判叫真伪。杨鲁安主张要建立专户档案，记好卡片。要逐渐熟悉几位、几十位、乃至几百位书画家(不沦是大名家或小名家的都不可能记得太多)，了解其书画渊源的来龙去脉，他的师承和创造变革的具体情况。同时，还要注意各家笔法特色以及作者各时期作品的变化情况。对于一些大名家的作品要格外注意，因为名家的作品往往在当世就有人伪作，由于时间久远，常会造成鱼日混珠，几可乱真。
另外还要注意代笔现象，这在名家中也较常见。如董其昌、吴昌硕、华世奎、于右任等名家均有代笔之作流传。杨鲁安就曾鉴定过一件刘墉的手卷，从纸、墨、印上看均与时代相符，看不出任何破绽，只是字体显得秀气，笔力稍弱，有脂粉气。后来经过反复核查，认定是刘墉如人代笔之作。他介绍说：近年西安朱雀大街古玩市场出现的于非（）“瘦金体”蜡笺纸对联，天津沈阳道古旧物市场出现的岁振玉“甲骨文”对联、悔兰芳佛像画幅等，都是出于“高手”仿造的，不细心查看，就会受骗。
第三，字画鉴定要反复推敲。十年前，杨鲁安为内蒙古博物馆鉴定一批字画时，见到一幅董其昌的山水画。董其昌乃明代大家，官至礼部尚书，精通书画，擅长山水，尤以书法着称于世。杨鲁安看到的这幅作品是四尺纸本，为民国期间揭裱过的。初看时，画面层峦叠嶂，蔚为壮观，笔墨韵致，精湛老到，无论从笔法、画法看，都合乎董其昌作画的规律。纸张看上去也像是旧的，印泥颜色没有出入，画上题字也没有错误。待第二次看时，除了感到有点说不出的不自然外，仍未发现任何做绽。第三次再看时，他用手在画面裂缝处摸了一下，发现裂缝处是平整的，他这才明白：原画是真的，此件却是珂罗版印后做旧的。因此，在鉴定字画时，不仅要看其材料，还要研究作者的作画习惯。要反复琢磨、仔细推敲，没有固定的模式，要善于随机应变。
二、鉴碑帖要“察颜观色识点画”
在鉴定碑帖方面，杨鲁安曾师从碑帖大帅方药雨，学而能通，增强辨识能力，再加上多年来的收藏鉴赏实践，使他对碑帖鉴定独具法眼。
杨鲁安认为，要搞碑帖收藏和研究，首先要买一些工具书及历代专家学者的研究专着，如方药雨的《校碑随笔》，王壮弘的《增补校碑随笔》、欧阳辅的《集古求真》、王昶的《金石萃编》等。还要熟悉中国历史，对历朝历代的更迭要熟记于心，认真识别点画，这是基本功。最主要的是要了解一些有关碑帖的基本知识，对什么碑，有几行，每一行有几个字，损坏的程度，损坏前后拓本的情况要心中有数。对有些名碑名帖的有关知识也要熟记于心。如《曹全碑》的特点是以碑断与不断为区别，明万历年刚出土时碑完整无损，后来碑断了，拓本中间有道线。再后来又以“干”字穿不穿为区别。“干”字不穿的拓本早，“干”字已穿的拓本晚。再后来有人用蜡堵上，冒充“干”字不穿。此碑残字，以“曰”、“悉”、“干”、“学”、“周”五字损毁先后为序，看上去“干”字不穿，而“学”“周”二字已穿损，则必然出于作伪，必须详审，不可疏忽。又如《史晨碑》也有拓本先后之别。依次有“秋”前缀笔不损本，“秋”前缀笔已损本，“秋”字损左半边本，“秋”字“火”旁只存末笔本。又如“肃”字，有第二“肃”字完整本，第二“肃”字中竖损成点本，“肃”字损一半本。再如《孔宙碑》，有“训”字不连本，“高”字连口本，“高”字“口”不连本。《苏孝慈墓志》分无跋本、有跋本、磨跋本。《石鼓文》有黄帛本、氐鲜本、微字本的区别等等。这些基本知识要记得滚瓜烂熟，这是鉴赏碑帖的慕本功。
此外，研究碑除了要对大碑、小帖及袋志等熟悉外，对重要的碑石，尤其对汉碑还要逐个研究，对字体、纸墨、拓工好坏及完损程度要逐个对比，找出各拓本之间的区别。例如：立于东汉延熹四年(161)，毁于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2)大地震的《华山庙碑》，原来有四个拓本存世，其中“四明本”、“华阴本”、“长垣本”三本曾归端方所有，“长垣本”是宋代拓本，比较完整，后流入日本。“四明本”在民同初年转门潘复所藏，今存故宫博物馆。“华阴本”又名“关中本”，曾归吴荩忱所有，现也藏于故宫博物院。还有一本先由金冬心收憾，又归马氏玲珑出馆，最后被李文田的后人带到香港。赵之谦曾用双钩补齐，现存于香港中文大学。这四个拓本是目前拓工最好的珍本，内地仅存两本。杨鲁安收藏有三开半明拓的《华山庙碑》，其流传的经历尚待研究。对于不同拓本的鉴定，要通过对比、考察、鉴别、验证碑版的真假和先后，这是一番艰苦的工作，但却是鉴定碑帖最科学的方法。
杨鲁安还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提出鉴定碑帖需要注意的几个要点：一看纸，二看墨，三看拓工和裱工。碑帖用纸各个朝代均有不同。宋代一般是用白麻纸、黄麻纸，也有一些帘纹纸。纸质比较粗糙，纤维较多，棉料成分少，但有韧性。到了明代，纸中棉的成分增加，纸张看上去也白细了，但纸的弹力和韧性却不及宋代，一股用于摩崖石刻的拓纸多为较粗糙的黄纸。碑帖用墨也各有不同。宋代的墨很淳厚，一点如漆，具体墨色看多了就会有感觉。明末清初的墨气很好，一打开碑帖即会有股墨香扑鼻而来。通常用于帖的墨较细，都是好墨，如《大观帖》、《绛帖》的墨色都非常好。用在拓碑石的墨质一般稍差一些，摩崖石刻基本上只用烟子，不用墨。碑帖的拓工、裱工对于保存碑帖很重要。拓碑帖时必须使字口保持原样，装裱时不要让字口涨开、走形。好的裱工能使脾帖生色，劣的裱工会使碑帖丧失神采而失真。好裱工在技术上一般采用“飞托”(即用纸去找拓本)，整张“飞托”更难，这往往是鉴别一个碑帖保存好坏的关键。好的碑版如果不会裱，最好不要装裱，因为装裱坏了会影响碑帖的欣赏效果。整张的碑帖装裱可以保持原碑的气势风貌，但往往由于碑身太大，装裱起来有难度，需要把碑帖剪成条，装裱成折子，这种装裱极易出错，会出现串行或颠倒字句的错误。因此，要使碑帖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就要求很高的装裱技术，要连同碑版中缺泐的字的位置空下。流传下来好的碑帖大都是丰神毕现不走样的。
三、藏铜镜最好“钻冷门”
杨鲁安对铜镜的收藏和研究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那时，他在天津、北京的古董铺遇到一些出土或传世的铜镜，就收藏起来。到了内蒙古后又继续收集，“文革”前他收藏的铜镜已有300多面，主要是西汉、东汉、南北朝和唐代的铜镜。这批铜镜在“文革”中均未幸免于难。近20年来，他又重新开始收集铜镜，目前已收藏近400面，其中大部分是战国镜和少数民族铜镜，有20多面已捐给外地，剩下的将全部捐给呼市杨鲁安藏珍馆。他所收藏的战国镜有蟠螭纹、鸟兽纹等，其中战国的“山”字镜较为稀有，有三山镜2而、四山镜4而、五山镜l面、六山镜l面，还有辽、金、西夏、元代带年号的铜镜和200多面带各种文字的铜镜。特别是商代晚期一面多圈凸弦纹铜镜，战国晚期的一面平错三山镜，西汉早期的一面带羽状地纹、周围有一圈小篆文字的铜镜，国内极为罕见。
杨鲁安从他多年收藏和鉴定铜镜中发现，西汉和唐代的铜镜在制造工艺上都十分精良，特别是唐代的海兽葡萄镜的制造工艺极为精美。他认为这与两个朝代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很大关系。这一点很重要。汉唐两代经济发达，文化上出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这在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铜镜制造上也反映出来。铜镜制造的精美与当时社会发展实际相吻合。
对于铜镜的鉴定，杨鲁安提出要注意造假和作锈。由于青铜器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价格一直看涨，大到铜鼎，小到铜爵都不断有伪作流传。像战国的山字镜、唐朝的海兽葡萄镜以及带有年号的铜镜都有造假的。杨鲁安曾见到一些仿造的山字镜，特别是四山镜仿制的工艺相当精美，锈色也十分逼真。假镜往往是黑漆古或水银古。抛光银亮的，见到时这类铜镜要多加留神。铜镜作锈从古代就有，如古钱币作锈，由于钱币体积小，作锈比较容易，青铜器作锈就较难。铜镜作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假镜通体作锈，另一种是真镜在出土时摔断了，再粘到一块时，必须用作锈来掩盖，这种镜子稍不留意很容易被蒙骗。因此，铜镜看锈，不论是红斑还是绿锈，一定要自然，尤其是红斑绿锈的衔接处，无论是松儿绿锈、瓜皮绿锈，锈色一定要匀称自然，假镜作上的锈往往是一块块的。唐镜一般不看锈，要看其抛亮度，即看膜。一膜一般很完整，很滋润，光泽度好，线条也舒展挺括，棱角分明。二膜看上去比较淹漫，线条模糊，表面亮度相差很大。杨鲁安认为，鉴定铜镜最主要的是不能只看书本，只看照片，实物最能说叫问题。每种文物都有其独特的地方，最好是多看实物，多实践。真镜看多了就会认识假的，而看出假镜的破绽，才能体会真镜好在哪里。另外，还要借助科学的检测手段来帮助鉴定。
收藏铜镜时，杨鲁安主张不宜过分追求所谓高档次、高价格的，好东西往往讲求缘分，不期而遇又不花大价钱。收藏铜镜应该从距离较近的时代入手收集，这样既省钱又省力，容易收集到。研究铜镜不宜过于往前看，除汉镜、唐镜外，应该注意范围小又没有形成系统的。他觉得应着眼于唐以后，如金代、辽代这些人们还不注意的几个朝代的铜镜。宋代的湖州镜就有许多新的品种模式，我们比前人的眼界宽广，认识也就与前人不同了。而且这些制镜价格偏低，较易收集。还有像金代的铜镜有官造和私造之分，镜子制造出来要经过地方官衙验讫凿字后，方能使用。这些现象在以前并未引起人们注意，收集多了研究起来就能摸出规律来。此外，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铜镜也值得研究，对出现的个别花纹和文字的铜镜要多加留心。总之，铜镜应收藏别人不收藏的，研究别人不研究的，钻冷门才能在铜镜上搞出新名堂。
四、看古玺印须吃透它的精气神
印章在历史上是特定年代的产物。战国、秦、汉年代的古玺印，历来在江南出土较少，大多数出自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原绥远地区(今内蒙古西部)一带；这与当年商、周、秦、汉各个朝代在这些地方建都或设置重镇有关。“印宗秦汉”是个广义的说法，其实清代中期以来，鉴赏家对战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这个阶段各地所出的古玺，都笼统地称为秦印。到近二十三年经过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定，才清楚地梳理出较为准确的秦印慨念，李学勤、裘圭、王人聪、刘江、曹锦炎诸位先生都有专着沦述。晚清以来，陈介祺、吴式芬、吴云、吴大澄、罗振玉、陈宝琛、陈汉第诸家所藏的秦印，少者十数钮，多者三、五十钮。当今，北京宫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陕阳历史博物馆和吉林大学等几家占印重点收藏单位，所藏秦印总共不过数百钮。而近年北京的乐守勋先生和澳门的萧春源先生，两位所藏秦印各有千钮左右，这种致力于秦印收集之勤之广之精的气度，耗尽人力财力把大量秦印保存下，不使流出海外的爱国精神，实在令人敬佩。杨鲁安说：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折时期——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制国家。秦印的形制，上承战国古玺，下开汉印格局，更以小书篆体入印，独具风采，这在印章的发展史上成为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秦汉时期是中国印章发展时期，是印章风格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印章铜质最好，铸造最精工，文字最优美，是古代印章发展最高峰的时期。“印宗秦汉”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到了六朝以后篆法衰微，制作已流于相粗糙。至明清以后，文人写字作画所用的印章发展到石头上刻制，这已属于印章派生出来的流了。几百年来相继出现过许多流派的印家，推进篆刻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当今两冷印社是全国印学研究的中心，得到国际上印人的崇仰。
对古玺印的鉴定，从清末就引起一些专家的重视。20世纪早期，罗振玉、罗福颐父子在收藏和研究古玺印方面立下功绩，为后人留下大量珍贵资料，可供学习和利用。“文革”前，国内只有少数人研究它。近些年随着古玺印的大量出土，收藏和研究它的人相应增多，探讨古玺印学术气氛浓厚。杨鲁安经过多年的收藏和研究，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他强调鉴定古玺印必须吃它的“精、气、神”。具体来说，看清质地和锈色，能洞察玺印的精髓；了解铸工和形制，能辩明玺印的气韵；识别文字风格，能寻觅玺印的神理。鉴定古玺印的要领在于：
其一，从战国到秦汉，玺印的质地以铜为主，还有少最金、银、玉、骨、陶等材料。常见铜质是青铜，主要成分含有铜、锡、铅、锌等元素。这个时期玺印的铜质较精细，而魏晋以后就显得粗糙得多了。不同质地的玺印，其锈色也不同。金印的锈色泛赤，不是一般的红色，它的含金量约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银印的锈色泛黑。铜印的锈色发绿。如果在金、银印上出现绿锈，可以判定它的质地有假，起码是锈色不对。钢印的锈色发绿是基本特征，但入土后由于土质的不同，有酸、碱、干、湿的区别，锈色也有变化。如陕两的铜锈是“瓜皮绿”，还有因为是干土发的绿锈叫“松儿绿”。陕两和蒙古地区印章上绿锈是一般带有土色。内蒙古砂地出土的印含铅最大，锈色发黑没有绿锈。俗称“黑漆古”。还有的印面上光亮没锈色，叫“水银古”。锈色和质地是由里及表和由表及里的辩证关系，这是鉴定玺印的根本。
其二，玺印多为用铜铸造的，印义却有铸工和刻（凿）之分。战国时期的玺文多为用模子铸成的阳文，也有或铸或刻成的阴文。较难划分的是秦汉之交的玺印。秦印刻字的较多，西汉早期仍有刻字的，中期以后铸字才多起来，而且铸字较深，笔画较精。到魏晋时期多为“急就章”式的刻字，很潦草简率，这个铸工由精到粗的演化规律必须弄清。至于；玺印的形制要从多方而看，战国和秦的玺印较小较薄，汉官印逐渐加厚，略大一些，二、三厘米左右，方形。陕西发现的一批秦封泥埘鉴定秦官印付帮助。秦私印常见长方形的半通印，分上下两个字的日字格内，一般以白文居多。玺印形制上的另一特点是钮式。战国官私印大多为鼻钮、瓦钮、龟钮和坛钮数种，前两种有不同形式的变化。汉私印中还有钱钮、环钮、亭钮、虎钮、蛇钮等多种形式，个别肖形印中还见过猪钮，很精。近年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六朝人物形体立像钮式的秦汉印，铜色虽旧，却掩盖不了作伪的卑劣手段。对玺印形制中的形形色色气韵了如指掌，才不会被那些假象所蒙蔽。
其三，玺印文字风格变化很大，战国时期六图文字是在西周金文基础演变的，其风格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因国而异，齐、楚、燕、赵各国都是自有面貌的；到赢政兼并六国前后，秦印印文有明显的差别，统一文字前多为简化字，不规范，该写三笔的写成两笔，“竹”字头与“草”字头相混。统一后的印文也不是规范的“小篆”，却近似“诏版文字”，写得随意性很大，结法恣肆，一派天趣。起初西汉时期印文类似秦印体势，继而出现一种形体用笔方折而朴厚茂美的篆书印文风格，最后变为笔画缭绕的缪篆体态。东汉后期以至魏晋时期的印文，采用较为单一的纵横笔道，字体趋于简略或变形。认真辨析印文字的变化规律，可以看出各个时代审美意识的差异，其神理也就在此。
近年来，杨鲁安还收集了不少辽、金、西夏、元的印章，其中元押较多，有的带有少数民族文字，如西夏文、八思巴文等。元代的印章中还出现符合印，即左、右并在一起为一方印，这些印虽没有秦、汉印精美，但很有特色，值得研究。
五、不可轻视古砖瓦的文物价值
古砖瓦也是杨鲁安收藏和研究的一个重点，他认为古砖瓦不仅是研究古代建筑的实物资料，而且涉及书法演变、雕刻绘画、工艺美术和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课题。他说，古代瓦当从前在文物中归入下品，很少有人重视。清代中期以后，随着瓦当出土量增加，毕沅、陈介祺、吴大澄、端方、刘铁云、罗振玉等大家都着力收集和研究于此，世人才逐渐认识到瓦当的文物价值。杨鲁安曾收有清代毕沅《秦汉瓦当图志》、端方《陶斋藏瓦记》、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三部对瓦当研究总结性的专集，均在“文革”中被人劫走。他说近几年出版的赵力光编《中国古代瓦当图典》和傅嘉仪编《秦汉瓦当》两部聚菁萃、集大成的巨著，值得精读。杨鲁安从中学时就收集瓦当，曾收有“惟天降灵”十二字瓦、“永受嘉福”、“延寿万岁常与天久长”、“与华无极”、“千秋万岁”等文字汉瓦，以及各种图形的战国丰瓦等等。令他最得意自豪的是l 945年抗战胜利后的秋天，北京庆云堂经理张彦生派其子张明善，专程由京赴津，给杨鲁安送来一批汉瓦，内有一“惟汉三年，大并天下”纪年瓦，经陈邦怀先生审定，确认为真品无疑。解放后陈直先生曾在《汉书新证》一书中，论及过“惟汉二年，大并天下”纪年瓦，指明出土于南郑建筑宫殿遗址。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太和殿东庑也曾陈列一品，与此瓦的文字和品相一致。当今人们只注意收藏秦汉文字瓦当和战国饕餮纹瓦当，而杨鲁安认为“随大流”去收藏和研究瓦当没有多大意义，他建议应当留心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瓦当，如图录上较为少见的六朝瓦当就是个冷门。杨鲁安曾在内蒙古收到一个北魏“富贵万岁”(反书)带筒整瓦，一个“太和十六年造作成”年号瓦当(20世纪90年代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遗址出土，伴有鎏金铜佛)，堪称孤品。
对于如何辨别瓦当真伪，杨鲁安的经验是：一试重量，瓦当掂在手上比较瓷实，有分量，像水泥一样敲着声音不发空、不发糠。二看包浆，即瓦当上的土锈，包浆很坚固，用手是抠不下来的。三看瓦当的茬口。陕西的瓦当较细，荐口一般看不到灰茬。河北的瓦当在茬口处可以看到泥中带沙的小石子。如果河北易县出的饕餮纹瓦当中没有沙石，对这样的瓦当要当心。四看文字风格，汉瓦当上文字，大都为小篆，线条灵活，把方圆、曲直、刚柔、粗细几项对比交织起来，把疏密、挪让、欹正、虚实几种关系协调起来，结构上保持整体平衡，舒展自如，展示出美妙的艺术效果。如“千秋万岁”瓦文变化就有上百种之多。汉代以后，瓦当艺术趋向衰落，有文字的瓦当很少见，南北朝时瓦面多为兽面图案。隋唐时期崇尚佛教，瓦当上出现一些莲瓣图案。近年各地旧物市场上涌现许多伪造的秦汉瓦，有“延年益寿”、“关”字、“卫”字等，“四灵”图形瓦当假的更多，千万不可上当。杨老说：也有偶然巧遇的，2000年他在北京潘家园地摊上，遇见一个来自陕两的小贩，把一个战圈(秦)夔风纹瓦当当作汉朱雀瓦当卖给他，只收50元，出人意外。
杨鲁安感慨地说：现在人们注意收藏瓦当的多，而对古砖有所忽略，值得提醒大家留心古砖的搜集，不可坐失良机。当年他藏有清代金石家陆心源所辑《千甓亭古砖录》拓本一厚册，内收汉至六朝年号砖文总计数百种，洋洋大观，大开眼界，可惜此册在“文革”中彼烧。方药雨当年收藏清末出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阴文和反阳文两种)及“海内皆臣岁登成孰遭毋饥人”几种珍贵的两汉古砖，曾将砖文拓本数张赠予杨鲁安，一直保存至今。此外，杨老收藏一方包头召湾汉墓出土的“安乐富贵，长宜子孙”西汉古砖，文字精美，已捐给杭州西湖畔的中国印学博物馆，供人观赏。西汉和北魏的纪年瓦当，以及“单于和亲”十二字砖文，都有助于以物证史，其文物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六、钱币文化可补史籍所阙
杨鲁安搞古钱币，从学生时开始，起初受中学教师王效曾的传授，后来得到方药雨先生的亲炙，历60年几经周折，终于硕果丰收。他的观点是，研究中国钱币最好是以明以前的钱币为主，清代的钱易收但研究意义不大。在研究路子上，可从唐宋钱入手，不论是往上推或往下探都较顺当和经济。因为唐宋钱很多，易收藏，假币相对少一些，且价格不高。唐以后钱币的铸造已趋于觇范，研究起来容易入道，收藏也可大众化兼及珍品。宋代出现了铁钱，铁母较难鉴别，其特点是质地精细，铸造出来显得有棱有角，铁母较稀少，基本不流通。因此，从文字、铸造工艺等方而讲，宋钱较有玩头。再就是元钱，元代以纸钞为主，铜钱为辅，流传下来的行用元钱很少，大部分是供养钱(寺庙供奉用的小钱)和春钱(女人头上戴的装饰品)，很难收齐。从唐宋钱往前推，杨鲁安认为值得收戒和研究的当为西汉时期的半两和五铢，秦半两分为秦始皇统一前半和统一后半两。统一前的半两过去叫战国半两或先秦半两，其实应属早期秦半两。杨鲁安收藏有500多枚秦统一前的半两，重量、文字、铜质都不一样。为了鉴别统一前、后的秦半两和西汉铢半两的沿革，杨鲁安曾著《半两探源》五篇，详尽阐述了半两的演变，并配有钱币拓片，标注数据，是研究秦半两的可靠资料。五铢钱从西汉、东汉、南北朝直到隋各朝都有，前后大约流行了700多年，所以也叫“长寿钱”。由于它流行的朝代多、时间久、发行面广，变化也明显。鉴定五铢钱要注意研究的是各朝代文字的变化，这是研究五铢钱的关键。这是在研究五铢钱的关键。
在研究了半两、五铢之后应该研究王莽的钱。王莽是历史上的权奸和造钱高手，在他执政期间，币制相当混乱，但所造钱币的工艺却十分精致。杨鲁安花赞了六七年时间，把六泉十布收齐。而且“壮泉四十”、“幼泉二十”各有二品，十布有两套，还收到大部分六泉十布的陶范。他在《莽货杂谈》论文中论述了五个专题：
(一)货泉别品小议；
(二)货泉品类面面观；
(三)“大泉五铢”钱的由来；
(四)云中地区所出十布特色；
(五)六泉形制解析。对新莽的币制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此外，他还关注对辽、金、西夏、元四朝钱币的收集和研究。在内蒙古地区收集这些古代少数民族政权铸造的钱币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仅辽代中期以后十种年号钱就搜集到十套上百枚钱之多，他发表的《辽钱考略》、《辽钱沿革再探》、《辽钱拾珍》几篇论文，对辽钱进行了发微性地研究。
近年来，内蒙古伊盟、乌盟和赤峰地区新出土的赵国“晋半”小直刀、“上（）”三孔布、秦“两十二珠重”环钱，“大夏真兴”鎏银钱、宋“政和通宝”(瘦金体)和“大观通宝”(行书)铁母钱、辽“大康通宝”大银钱、“天朝万顺”契丹大字铜钱、“贞观宝钱”(西夏文)、南汉“乾亨通宝”铜钱、元“中统元宝”、“大德元宝”平钱、元“至正之宝”(背吉、壹钱)权钞钱，以及元末徐寿辉造“天启通宝”折三钱等等，这些珍品，曾归杨鲁安“双夏泉馆”所有，如今都已献给国家。
杨鲁安对鉴定和研究古钱币，提出了需要洼意的两个问题。
第一，研究鉴定钱币首先要把历史朝代的先后顺序搞清楚，有许多钱币制作和使用的年代随着时代推移和研究的深入，都出现重新划定的问题。如过去把方形、圆形的小四铢定为六朝钱，其实，这种小四铢应为西汉时期各地造的辅币，是半两、五铢之外的小钱，应划到汉代才对。
第二，研究钱币应由点到面，不能满天星开花。收藏研究的顺序可依照先搞唐宋钱，再搞西汉到南北朝的钱，往上推可根据实力搞些先秦时期的布和刀，这三个阶段研究以后，还可以搞辽、金、西夏、元的钱币收藏与研究。这是由浅人深，由普通到专一的过程，逐步加深学养，如果一上手就搞布和刀，既不好认，又费钱费力，容易上当。
鉴定文物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即使掌握高深的理论并具有丰富的经验，有时也难免会有“走眼”时候。杨鲁安有过这样的经历，十年前他在与一位泉皮交换收藏品时，见到了几个自己缺少的钱币，于是便不假思索地收下，其中有枚元朝的“至正之宝”、背面有“壹钱”的权钞钱、江西造，是当时用来衡量钞票的钱币。他十分高兴，一直把它当成真钱看。直到1999年他又买到一枚真钱时，他才发现那枚钱是假的。杨鲁安不由地感叹：“足足蒙蔽我十年啊，算是在收藏上打的一次败仗!”有了这样的教训，他特别提醒人们，在收藏钱币时当有“三忌”：一忌“贪多”，贪多就容易滥，滥则浪费钱，容易收到假币。二忌“心急”，见到想要的钱币就买，急了就会慌，很容易出错。三忌“盲目”、不慎重，一般第一眼看到想要的东西就买下，不保险，最好要看“三眼”，即反复推敲，仔细辨别。但有一个原则，住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宁可错拿，绝不可错放。错把好钱放跑了，一辈子追悔不及。因为眼力不行错拿的，该交学费就要交，有了上当的教训才会使辨别力提高。钱币东西小，同样一个版别的钱，仔细观察比较是有细微变化的，鉴定时要参照图谱，根据经验好好琢磨，以科学的态度去鉴定，才能十拿九稳。
杨鲁安刚顾自己几十年的收藏经历，收藏了散失，散失了又收藏，他说收藏是他一辈子要做的事情，研究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为了这一爱好，几十年来他不知尝到多少酸甜苦辣，省吃俭用，从工资中省下来购买心爱之物，有时为了一件藏品来回跑许多趟，有时为了筹措钱而着急，有时又为买到假东西懊丧。始终抱有一个信念：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成果，干出品位。只有在不断地追求中，收藏和鉴赏的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同时还要在收藏基础上搞些研究，光收藏不研究，只能是肤浅的过眼烟云，惟有对藏品进行精选，进行系统研究，搞出学术成果，才是搞收藏的人为促进华夏文明发展应做出的贡献。
(原在《收藏》杂志总第100、101、102期连载，收入本集时文字上略作订正和删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