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就知道杨鲁安先生，但是只知道他是书法家，甲骨文、金文都写得很好，个性非常鲜明，无拘无束而又尽在法度之中，这似乎和他的性格完全吻合。杨鲁安先生还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文物收藏家。为什么说与众不同呢？首先是执著，他自己说一生对有文字的器物都感兴趣，受家庭和启蒙老师的影响，从上初中时起，就着手收集碑帖和古钱币，后来逐渐扩大范围，瓦当、铜镜、玺印、写经、古墨、书法、绘画、瓷器……真是涉猎广泛。就在他全身心投入收藏，并且陶醉于那种难以名状的欢乐中的时候，那场意想不到的“浩劫”突然降临了。杨鲁安先生多年收藏的那么多的名瓷、书画、古墨、碑帖，在顷刻之间不是粉身碎骨就是化为灰烬。他彼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大概能把一切表示悲愤的词汇都囊括进去。毫无疑问，他的心在滴血……记得鲁迅先生说过，只要石头在，火种就不会绝。痴心不改的杨先生在下放到农村去时，把劫后仅存的文物少量随身携带，其余的放进一只旧箱子，托付给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保管。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把贴身收藏的《元略墓志》拿出来，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地临写。一遍又一遍，先是按原文写，然后按结构方式分类写，多少个酷暑寒夜就是这样度过的。后来，杨先生说，当时虽然不知道路在何方，但是这就是独特方式的期待。终于等到阴霾散尽，又回到了工作岗位，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他首先开始的就是期待已经很久的文物收藏。他曾经多次说过“既痛惜往日之所失，更珍重今日之所存”。他收集文物真是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他的足迹遍布内蒙古、山西、陕西、北京的市场，乃至乡村。后来他的名气大了，一些贩子都知道呼和浩特有这么个收文物的老爷子，纷纷登门造访。有时送镜子的刚走，卖印章的又来了，那真是门庭若市，别一番热闹。贩子们到杨先生这儿，都有两条不成文的规矩，一是货真，二是价实。因为谁都知道，一旦犯了规矩，就会被出示“红牌”，再也不能登这个门了。杨先生买文物很有心计，看上的故意不说，而对另一件看不上的却大加赞扬，故意抬高价格，最后趁着卖主高兴把看上的搭上。他说如果一开始你就盯住好东西不放，卖主就会狠抬价钱，那时你就得花肉价钱买豆腐了。有时他还故意给高价，比如在北京的海王村旧货摊看上了一枚古币。人家要六十，他愣给八十，在场的人都说他有病。其实不然，下回他再去，那个卖主把专门留给他的东西都拿出来，他就拣了不少便宜。大家都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如果碰上杨先生，这句话马上就不灵了。杨先生收藏文物，除了执著，那就是见识了。杨先生在多年的收藏生涯中，练就了一对火眼金睛，并且有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比如他对字画的收藏主张“精而勿滥”，因为宋、元以前的作品传世已很少，应该以明、清和近代的为主。但是这些作品中假的很多，有的造假手段非常高明，一不留神就会上当。他一再说首先要从纸、墨、印上进行鉴别，比如明代人爱用粗绢板绫；清代乾嘉年间的书法家喜欢蜡笺纸或描金纸，晚清的书法家多用生宣。对于墨，清代人爱用“再和墨”，就是把明代的残墨粉碎重新制作。明清两代的书法家对与钤印都很讲究，从不苟苟，而且各有特点。把这些“密码”记住了，以便鉴定时“对号入座”。如果只是一味地贪多，不注意这些细节肯定会交出高额“学费”的。在碑帖的鉴赏上，杨先生提倡 “察言观色”。他主张要熟读这方面的经典著述，还要熟悉中国历史。对于具体名碑一定要知道有几行，每行几个字，损坏到什么程度，损坏前后拓本的区别都要心中有数。比如《曹全碑》明朝万历年间出土，那时很完整，后来断了，拓本上就有了一道线，而且“乾”字也残了。于是人们就以“乾”字残否为准则，“乾”字未损就是早期拓本。可是有人取巧，用蜡把缺字补上，冒充早期拓本。岂不知后来“学”“周”诸字也残了，如果“乾”字尚在，而“学”“周”已经残缺了，定是鱼目混珠者无疑。如果不这样端详，那还了得？此外，杨先生对碑帖的纸、墨、拓工、裱工等方面都有识别的诀窍，除了师承，都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对于玺印的鉴定，杨先生主张吃透它的“精、气、神”。他说秦汉是印章的发展和成熟期，特别是秦印上承战国古玺风貌，下开汉印格局，以小篆入印，用“田字格”“日字格”装饰，但是灵气流溢，可谓独具风采，一派天趣。而且秦印铜质好，铸造精良，这是六朝以后无法相比的。只要见得多了，反复揣摩，就能看出它的精、气、神来，也就是全凭直观。